半个世纪前，安迪·沃霍尔预言：
「在未来，每个人都能成名15分钟。」
在网红层出不穷的时代，这句话反复得到了验证。
一个普通人借助短视频火遍全网，可能仅需几分钟。
甚至十几秒。
最近，又出现了一个活生生的例子。
深圳的一名农民画工，临摹了20年梵高的画。
现在突然因为一段4分钟的视频火了。
评论感慨万千：「浪漫」「纯粹」「比开画展的艺术家都厉害」
可在感动声之外，鱼叔注意到一个问题。
其实，这段视频，出自一部六年前的国产纪录片。
原片的信息量，几分钟绝无法概括。
更重要的是，其中的犀利洞察，在短视频的传播过程中被误读或忽视了。
因此，这回我不想跟风吹捧。
恰恰相反，我要泼一盆「冷水」。
为什么这位主人公会在网络走红？
我们又为什么如此沉迷于此类「底层艺术家」叙事？
今天咱们就借这部片聊一聊——
《中国梵高》
深圳大芬村，是全球最大的油画村。
数百万幅油画作品，从这里销往全球。
虽然如今印刷技术十分先进，但仍有不少人偏爱手工制品。
人工临摹名画，有很大的市场。
每个月订单量，至少有七八百张。
画完这些油画，需要大量人力。
于是，比起艺术区，大芬村更像是工厂。
油画工人赶工，吃睡都在画室里。
为了加快进度，画画变成流水线作业。
每个人负责一个局部，一张接一张。
有时一张画「不对劲」，需要一直修改。
画工摔了画笔，又灰溜溜捡回去。
主角赵小勇，就是画工之一。
仿制梵高画二十年，既有技巧又有速度。
遂与家人开画廊，自己接单维持生计。
画画在大芬村并不是创作艺术，而是手艺活。
利润薄，日子不富裕，但好歹能过活。
订单来自世界各地，其中就包括梵高的家乡阿姆斯特丹。
赵小勇的生活围绕梵高展开，一个念头早已种在心里暗暗发芽：
他想去梵高博物馆，看看梵高真迹。
恰好荷兰的客户盛情邀请，助燃了赵小勇的梦。
但跨国艺术朝圣对于挣扎生计的人来讲，堪称奢侈。
毕竟，画工人力低廉，赚钱太难。
虽然只需自付机票，但仍是笔不小的费用。
妻子阻止，赵小勇自己也纠结。
亲友酒局之上，心声淹没在「发财」的祝福声中。
毕竟赚钱要比追求艺术来得实际，来得安全。
可有些念头一旦萌芽破土，再难停止生长。
赵小勇对梵高的浪漫想象积累了二十年。
他在梦中与梵高对话，感觉自己已经进入了梵高的状态。
带画工朋友一起看梵高传记片，感叹这位伟大画家的命运。
梵高无疑已经成为赵小勇抵抗平庸生活的精神力。
生活需要出口，于是赵小勇最终决心前往荷兰赴梵高之约。
但没想到，想象越浪漫，现实越破碎。
关于梵高的一切都与赵小勇的梦大相径庭。
赵小勇在荷兰街头看到了自己的画作。
原来，它们被挂在一间贩卖五花八门荷兰特产的纪念品小店里。
而并非他以为的高档画廊。
更残酷的是，他450块钱卖出去的画，在纪念品店标价500欧元。
同样一张画换了地方，价格就差了七倍以上。
赵小勇一边拼命赶工一边降低成本，但似乎更像在给他人做嫁衣。
经济全球化下的中国制造带来商机，也带来剥削。
赵小勇一时情绪复杂，久久无言。
不仅如此，接下来更是终极打击。
到了梵高博物馆，赵小勇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原作。
一幅幅看过去，越看越沉默。
良久才轻轻吐出一句「颜色不一样」。
赵小勇与画作中的梵高对视。
画了二十年，画了一万遍，无比熟悉，此刻却又那么陌生。
进入梵高状态，到底只是幻梦。
旁人钦佩赵小勇追随梵高二十年，问其有没有原创作品。
画工才惊觉，手握画笔并不等于在画画。
绘画的艺术性让赵小勇有了创作错觉。
但「中国梵高」说到底只是赝品。
迷失自我，让赵小勇不得不开始寻找新方向。
他意识到，似乎原创才是出路。
赵小勇迈出新的一步，开始尝试画出自己的作品。
家人，画室，日常生活成了他的原创艺术来源。
从梵高经历中汲取的养分，让他在出发前就做好了最坏的准备。
这一趟追梦之旅给出的答案，重塑了赵小勇的生活。
赵小勇的故事，看上去十分励志。
画工的觉醒让他开始在艺术道路上找寻自我。
而荷兰之旅又平添了许多感伤和浪漫。
赵小勇在异乡受到冲击后与友人醉酒夜游街头。
一边念着梵高，一边说着不要再回去。
许多人也被赵小勇的传奇经历打动。
但这真的是个浪漫故事吗?
当艺术觉醒成了最终答案，真正的画工困境反而被忽略。
事实上，原创道路的选择并非自主而是被迫。
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，让大芬村的油画订单锐减。
加之顾客审美水平的提升和对画作质量的更高追求。
国内外仿制油画的需求量快速下滑。
不求变就是死路一条，艺术追求在生存压力之下显得太过奢侈。
就像赵小勇出发之前说服妻子。
也只能用「看了原作，也许以后赚得钱更多」的说辞。
其实，赵小勇的友人周永久与其经历类似。
九十年代，周永久也乘着时代洪流来到大芬。
他在老家从未听说过油画这种东西，画画对于他来说更像是做工。
可是长久的艺术性工作也影响着周永久。
他同样憧憬着关于梵高的一切，想跟赵小勇一起去往荷兰。
但现实却因为「还要租房子、吃饭、小孩上学、老婆会不会同意」未成行。
更多的画工像周永久一样，受困于相似的结构性困境。
他们住在城中村赶画，在厕所地上洗刷衣物。
仅有的闲暇时间都在订单结束的间隙。
而可悲的是，这样的群体处境无法通过一个浪漫化的追梦故事解决。
